合同无效需要通过诉讼吗，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合同的效力需提起诉讼吗谢谢

来源：整理时间：2022-12-26 18:19:17 编辑：律生活手机版

1，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合同的效力需提起诉讼吗谢谢

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劳动合同无效的应当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起的，你们的诉讼请求只要是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就可以了。

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合同的效力需提起诉讼吗谢谢

2，合同无效需要通过诉讼吗

法律分析：不需要，无效合同是没有诉讼时间的，因为无效合同本质上就是无效的，其无效的宣判是随时的，我国现行法律对合同有效和无效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规定。由于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据此，无效合同并不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而是存在随时宣告无效的情形。因为对于违法行为是不存在保护的，这是对法益的尊重和保障，无效合同随时可以申请无效。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的，依照其规定。

合同无效需要通过诉讼吗

3，合同无效被撤销必须要经法庭确认吗

退房退款行为也可能是协商解除合同的效果，如你所述你们的合同属无效合同，建议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赔偿损失。

我也不确定，还是看看专业人士怎么说。

合同无效被撤销必须要经法庭确认吗

4，合同无效可以起诉吗

可以。无效合同是自始无效的，对合同当事人不具备约束力。如果当事人就合同效力问题发生争议，那么可以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本诉不受诉讼时效的约束。因为该诉属于确认之诉，是当事人以提出请求的方式要求国家裁判机关对相关民事法律关系存在与否作出裁判；行使的是程序请求权；并非基于债权请求权生发的给付之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六条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

5，申请保险合同无效是先申请还是先投诉

如果保险合同符合合同无效的要件，那么就是当然无效、自始无效的，不需要任何机关的确认。当然，你若果想讨回保险费，那就可以先找保险公司和解，如果不行可以提起诉讼，通过确认合同无效来实现返还财产的效果。

先投诉

应该由工伤保险基金先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之后，然后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由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6，合同未履行可以起诉合同无效吗

合同成立以后，无论是否实际履行，只要出现合同无效的事由，都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宣告合同无效。合同履行与否，只会对合同被宣告无效后的处理产生影响。例如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有规定，合同无效或被者撤销以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五十九条有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如果合同并未实际履行，那么被宣告无效之后，就不会产生返还财产等责任。不过，由于因一方过错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另一方仍然是可以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

7，合同被确认无效之后是否一定要返还财产麻烦告诉我

具体地说在处理无效合同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把握。 1、返还财产已经不可能。尽管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合同，但从签订到履行，乃至发生纠纷起诉至法院，总是要有一个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返还财产已经不可能。比如常因标的物毁损或损失而返还不能;标的物的合法转移而无法返还;标的物变质而返还无实际意义，会给供方(常为受害方)造成更大的损失;标的物可能已失去了原始的状态，即已经被加工或改造后使用。出现这种情况时，诉讼主张调整为赔偿损失更为切合实际，不能死搬教条和一般原则非要返还财产，进而使当事人的诉讼主张与司法裁判可能发生冲突，无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没有必要一律主张返还财产导致合同无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属于法律规定的应当作无效处理的情形。有的则属于因形式上、程序上的不完备，致使合同在法律意义上没有成立，而双方又已实际履行，处理上可能与无效合同类似，但其法理意义不同。如合同本身并不违法，仅是因为形式上和程序上的问题被确认为无效，此时就没有必要一定主张返还财产。如本应以书面形式而采用了口头形式，或者须经公证、鉴证的当事人未进行公证、鉴证;或者只签了名而未盖章等。但是不论出现哪种情况，法律往往会支持返还财产的主张。我们认为在许多情况下是没有必要的，如果片面地理解和适用返还财产，可能看似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造成形式上的公正而事实的不公正，使恶意的一方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的目的得逞。特别是后一种情况，只要当事人订立合同是在平等互利、自愿协商、等价交换的原则下签订的合同，也没有必要一律支持一方当事人返还财产的主张。非即时清结的合同未以书面形式订立，能够用其他证据证实的，也应尽量避免以缺乏法定要件被确认为无效合同。还有就是合同仅是违背了等价有偿的原则，虽然双方权利义务存在明显的不平等。返还财产可能对合同双方都是不利的，甚至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受害人也不主张或不希望返还财产，采取经济补偿的方式处理可能更为有利。有时返还财产显然会加重当事人的损失，如易腐、易变质物品;标的物的另部件已装入整机中投入使用;或者异地的购销行为等，一旦主张返还财产必将给当事人带来更大的损失。 3、在处理无效合同时既要把握法律的原则性，又要注意处理方式的灵活性，不能教条，主张有条件地返还财产是可取的、合理的。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以下原则： (1)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原则。一旦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凡能够返还和必须返还财产的，坚决要求返还。 (2)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虽然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合同，但财产已无法返还或不宜返还的，则用等值补偿的办法处理，最大限度地补偿受害方的经济损失。 (3)方便处理原则。 (4)不扩大损失的原则。

原告刘某是没有任何建筑资质的个人，其与被告中铁某局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总承包人）签订了一份铁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告分包被告中标段铁路建设土石方工程，合同约定工程项目计价采用综合单价一次性包死。原告按合同约定完成全部工程项目，工程验收合格后，双方进行了决算但没有达成结算协议，原告认为被告尚欠９９万元工程款，故诉至法院。原告刘某是没有任何建筑资质的自然人，被告将铁路工程建设土石方部分工程分包给原告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是无效合同。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无效建设工程合同如何适用财产返还？如何具体确定工程折价补偿呢？第一种意见认为，不能由于处理无效合同时采取折价返还而使违法行为人实现预期的经济目的，因此，折价补偿不能按发包人（被告）和承包人（原告）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的价格计算，因为这会造成合同形式上无效，实质上却有效的结果。应分两部分折价返还：（１）根据原告的实际所使用的建筑材料按其实际价格返还；（２）对原告所花费人力折算为工日按国家劳务定额计算。第二种意见认为，建设工程合同无效即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其价格条款没有法律约束力，应当适用国家价格标准，根据承包人的实际资质适用国家工程造价定额计算，由司法鉴定部门重新计算价款。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的处理结果，虽然保护工程总承包人的利益，但却极大地损害了分包人的利益，不符合公平原则。这样处理不但不能有效地防止违法分包的发生，反而鼓励总承包人将工程故意分包给没有相应资质的分包人，鼓励总承包人转包和肢解分包，不利于建筑市场有序竞争。如果按第二种处理方法，从另一个方面刺激没有相应资质的分包人想尽一切办法先包下工程，工程完工便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便能按国家定额计算工程款以获取丰厚利润，这样将使建筑市场更加混乱。比较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则和民法解释的方法是：（１）承认原施工合同约定的价格条款，是充分尊重当事人当初意思自治的一种变通办法。当事人双方所约定的价格，往往充分考虑了市场的变化，其价格有一定的合理性双方才会予以确认。（２）从审判实践来看，建设施工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每月都进行验工计价并给付工程进度款，有些无效合同履行完毕后，总承包人和分包人对价款对工程等进行了收方决算验收，并已履行了部分工程款，只要这种价款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是双方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则处理时同样可直接参照这些价格予以裁判，而无须去按市场价甚至委托鉴定部门来重新定价。（３）承认原施工合同的价格约定与认定施工合同无效没有矛盾。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效力。因此可以将双方当事人对价格的约定视为合同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争议解决方法的内容。

8，第三人能否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合同无效

对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能否以诉讼或仲裁的方式要求确认合同无效问题要具体分析。只有与无效合同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才能以起诉的方式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能提起诉讼确认合同无效。1、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以下简称第三人）以起诉的方式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其必须以原告的身份起诉，因此，第三人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起诉条件特别是原告资格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108条是起诉实质要件的规定，按照这一规定，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之一就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是对行使起诉权人的资格要求，也是提起诉讼的人能够成为原告的条件。2、所谓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指作为原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身的财产权、人身权或其他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或者是与他人直接发生了民事权利义务上的争议，原告因此而向法院起诉，要求法律保护。这在民事诉讼理论上称之为诉的利益，确定法律关系成立或不成立的诉讼，只有在原告有法律上利益时才可提起。3、直接利害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的冲突关系，属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它只能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已然状态，不可能是将来发生的或然状态。如果原告的合法权益未曾受到侵害，或者他与别人不存在民事权利义务上的争议，就不能也无需提起诉讼；如果其与诉讼标的没有利害关系，或者只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而构不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不能作为原告起诉。4、基于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第三人要提起诉讼确认合同无效，其必须符合原告的条件，如果合同与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既使该合同是绝对无效的合同，他也不能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只有当无效合同的存在直接影响到或者害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人才能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否则，法院不应受理第三人的起诉。

对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能否以诉讼或仲裁的方式要求确认合同无效问题要具体分析。只有与无效合同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才能以起诉的方式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能提起诉讼确认合同无效。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以下简称第三人）以起诉的方式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其必须以原告的身份起诉，因此，第三人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起诉条件特别是原告资格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１０８条是起诉实质要件的规定，按照这一规定，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之一就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是对行使起诉权人的资格要求，也是提起诉讼的人能够成为原告的条件。所谓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指作为原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身的财产权、人身权或其他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或者是与他人直接发生了民事权利义务上的争议，原告因此而向法院起诉，要求法律保护。这在民事诉讼理论上称之为诉的利益，确定法律关系成立或不成立的诉讼，只有在原告有法律上利益时才可提起。直接利害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的冲突关系，属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它只能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已然状态，不可能是将来发生的或然状态。如果原告的合法权益未曾受到侵害，或者他与别人不存在民事权利义务上的争议，就不能也无需提起诉讼；如果其与诉讼标的没有利害关系，或者只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而构不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不能作为原告起诉。基于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第三人要提起诉讼确认合同无效，其必须符合原告的条件，如果合同与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既使该合同是绝对无效的合同，他也不能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只有当无效合同的存在直接影响到或者害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人才能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否则，法院不应受理第三人的起诉。以上看法是我的一点实践体会，希望与大家共勉。

对此问题，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诉讼中争议一直比较大。现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做一简单论述。一、要根据第三人与合同约定事项之间的实际关系来区别对待。1、当第三人与合同约定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且该合同符合合同无效构成要件（合同法52条）的，第三人就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2、当第三人与合同约定事项无直接厉害关系，或不符合无效合同构成要件的，第三人就没有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的权利，因为其不具备《民诉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的必备要件。二、法理分析1、合同具有相对性，即生效合同只对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那么无效合同是否也受合同相对性的约束呢？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无效合同自始无效，没有任何约束力，自然不受合同相对性的约束。但无效合同在被确认无效之前，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合同双方，是不会主动提出确认合同无效的，而此时也只有利益受到直接侵害的第三方才会主动提出，请求司法机关确认合同无效。如果此时在一味的强调合同的相对性，而否定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那就违背了宪法所确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根本原则。所以，当合同法原则与宪法原则相冲突时，我们应优先适用宪法原则，在此当然不能用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来排除第三人的宪法权利。因此，与合同约定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只要有证据证明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了某一合同的非法侵害，就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2、所谓与合同约定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指作为原告的公民、法人、或组织的自身的财产权、人身权、以及其他民事权益受到侵犯，亦或是与他人直接发生了民事、权力义务上的争议，原告因此向法院起诉，寻求法律保护的民事法律关系。这在民诉理论上称为诉的利益。确定法律关系成立或不成立的诉讼，在原告与诉求有法律上的利益时才可以提起。直接利害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的冲突关系，要成为法律上利害关系只能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已然状态，不可能是一种将来发生的或然状态。所以笔者此处所指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符合《民诉法》第108条规定的直接利害关系，而不是一种简单的事实关系。三、法律依据1、《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2、《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四、与合同约定事项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发现合同无效时的救济途径可以向工商管理部门或与合同约定事项有关的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举报，由他们对无效合同依法进行处理，以维护国家或集体的利益。

9，确认合同无效能否适用诉讼时效

有关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在实际操作中，时常引起争议，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是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肯定说。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其主要目的是追求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返还财产、赔偿损失，因此，确认合同无效是一种债权请求权，应当受到诉讼时效制度的限制。第二种观点是否定说。无效合同因其具有违法性，对无效合同实行国家干预原则，法院和仲裁机构均应主动审查并确认合同无效，而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第三种观点是无效合同诉讼时效有无限制要分情况。绝对无效的合同的确认不应该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相对无效的合同应该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其理由是：在绝对无效的情形下，法律行为的订立违反私法自治生活的基本法律秩序，国家否认其效力，其目的在于维护一般的，抽象的公共利益。在相对无效的情形下，法律行为虽具有无效的原因，但国家否认其效力，其目的在于维护个别的，特殊的利益或特定当事人的私人利益，因而为避免使无效主张或诉请确认法律行为无效的他方当事人及第三人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故而对主张无效应有一定期间的限制。

王某得知后，未采取任何措施，继续居住在该房屋内。二年后，王某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赵某遂以超过二年诉讼时效进行抗辩，庭审中，合议庭对是否采纳该抗辩理由产生分歧。意见分歧：第一种意见，确认合同无效行为属于物权请求权保护物权完整性的范畴，故应该使用最长诉讼时效20年之规定。第二种意见认为确认合同无效行为属于债权请求权的范畴，应适用诉讼时效两年的规定。确认合同无效是其实现返还房屋，赔偿损失的前提，而请求返还房屋，要求赔偿损失往往才是确认合同无效的目的。请求返还房屋，赔偿损失是债权请求权，故应该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第三种意见，确认合同无效行为是一种形成权，王某在起诉前已经完成了拒绝追认行为，王某的起诉只是诉讼权利的行使，而不是在除斥期间之外行使拒绝追认的形成权，故王某起诉不受时效限制。评析：对第三种意见，笔者予以支持，理由如下： 1、无权代理合同中，拒绝或承认合同有效的权利属于形成权的范畴。本案所涉及的合同是一个效力待定合同，法律在设定该类合同的价值在于鼓励和促进交易，尊重相关权利人的意志并维护其利益，故而该类合同都设有一个救济途径，在无权代理合同中，使之有效的途径在于被代理人的追认，如果被代理人拒绝追认，该合同将归于至始绝对无效，且这种追认与拒绝行为及效力都不为无权代理人和第三人所左右，单方意思表示即可结束效力未定的状态，确认合同的效力。故该种追认或拒绝行为符合形成权的构成要件“当事人一方可以以自己的单方的意思表示使法律关系变动”，应认为是一种形成权。 2、无权代理合同中，形成权的行使有其特殊的形态。《合同法》第48条第二款规定“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在该法条中，我们可以看出二点内容：一、拒绝追认的方式，可以是不作为，即在被代理人未作任何表示的情况下，效力待定合同将确定的归于无效;二、除斥期间一个月的规定，仅限于相对人行使催告权的情况，对相对人没有行使催告权的情况未作出规定。在本案中，相对人赵某未行使催告权，只能依据民法解释学的原理加以推理认定，王泽鉴先生指出，任何法律均有其立法目的，解释法律应以贯彻、实践立法趣旨为其基本任务，故而，欲推论相对人没有行使催告权情况下的除斥期间，必先对相对人行使催告权情况下除斥期间进行目的上的推究。法律对在相对人行使催告权的情况下，将除斥期间设置为一个月，足见法律在设置该类合同救济时，价值取向在于迅速结束这种效力待定的状态，早日确定合同的效力，所以，从该目的出发，我们虽不能具体确定该种情况下追认的具体期限，但我们绝对可以认定该期限不会有三年之久，否则，将会与设定该类合同救济方式的初衷相违背，将该类合同处于一种永久的不定状态，影响社会交易的效率。所以，依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结论：在王某王某起诉之前，王某的不作为行为已经使该效力待定合同确定地转为无效合同。 3、确认之诉不等于确认合同无效。确认之诉的目的在于消除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确认某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存在或不存在，只要诉讼当事人双方具有诉的利益，即可提起确认之诉，是程序上的权利;确认合同无效，在本案中，是将效力待定合同确定认可为无效合同的行为，是被代理人意思自治的行为，属于形成权的范畴，是一种实体权利。诉讼的提起不是拒绝追认合同有效行为的行使，而是在于对当事人双方争议的法律事实的确认，即在起诉时，合同无效已是既存的法律事实，但该事实不能为赵某或外界所有人所认可，只有通过诉讼，加以判决公示，才能消除双方对合同效力状态的争议，明确的知道合同真正的法律状态，所以，赵某赵某以“超出诉讼时效”抗辩的并不是王某的追认权，而是诉权，故不能成立。

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但从实践角度看，其应受民法最长保护时效20年的限制。理由如下：1，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因为（1）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在于维护新的事实状态，限定的是否定新的事实状态的权利的存续期间。而对无效合同确认加以时间限制的目的却在于维护既存且稳定的事实状态，不使其因某合同被确认无效而被破坏，限定的是否定既存事实状态的权利或权力。因此，诉讼时效与合同无效确认时间限制的价值追求不同，前者不能实现后者所要达到的目的。（2）一般认为，诉讼时效的客体限于债权请求权，无效合同的确认请求权不属债权请求权，而属于形成权的行使，不能适用诉讼时效。（3）由于诉讼时效期间2年过于短暂，如果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无效合同2年后就会变为有效，由违法变为合法。这种后果的出现与无效合同制度的立法宗旨是相悖的。2、无效合同的确认权虽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但是否就不受任何时间限制呢。答案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合同未被依法确认无效之前，当事入往往信守合同，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的权利状况与事实状态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随着权利的流转和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不可逆转。如果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时间限制，任何时候都可确认合同无效，无限期地随时动摇既存的法律关系，既存经济秩序随时有可能被破坏，交易安全无法保障，这既有悖于合同无效制度的初衷，也与稳定秩序的法律宗旨不相符。持反对观点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如果认为确认合同无效应受时效的限制，则在一定的时间经过以后违法的合同将变成为合法的合同，违法的行为将变成合法的行为，违法的利益将变成为合法的利益，这显然是不符合立法的宗旨和目的的，也与法律秩序的形成是相矛盾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犯罪行为的违法性要比无效合同严重得多，就连犯罪行为也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无效合同的确认权有何理由不受时间的约束。因此无效合同的确认权必然应受到时间的约束。那么其又应受何种时效的限制呢？对无效合同确认加以时间限制的目的在于维护既存且稳定的事实状态，不使其因某合同被确认无效而被破坏，限定的是否定既存事实状态的权利或权力。除斥期间功能与对无效合同的确认加以时间限制的目的相吻合。故对无效合同确认权加以限制的时效应归属于除斥期间。但在现今这一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又不能让无效合同的确认权这一权利失去控制。笔者认为可以用民法的最长时效20年对其进行约束。有人会认为，当事人在合同签订之日起20年内，随时可主张合同无效，这还是不利于维护民事财产流转关系的稳定。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值一驳，因为，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最长时效就是错误的。确认合同无效后所生请求权与诉讼时效的关系根据《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被依法宣告无效后可发生返还财产或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法定后果。因此，确认合同无效后所生请求权包括返还财产请求权和赔偿损失请求权。这两种请求权是否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存有不同观点。有观点认为，只要确认合同无效，就应通过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方式使当事入的财产恢复到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但大多学者一般都认为，这两种请求权均应适用诉讼时效。这是因为，一方面，请求赔偿损失，应当属于债的请求权的范畴，理所当然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另一方面，在合同宣告无效以后，享有返还原物、赔偿损失请求权的一方，也应当积极行使权利。因此，在法院宣告合同无效，但未确定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情况下，当事人必须在确定的时间内提出。在一方主动提出宣告无效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要求返还原物、赔偿损失，则也应当在诉讼时效期限内提出请求。笔者亦持此观点。虽然如此，但学者们对两种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存有较大争议。有观点认为，合同无效当事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明知，从签订合同之日就应当知道合同无效。因此诉讼时效应从合同签订之日起算。有观点认为，当事人只有真正开始履行合同时，权利才受到侵害，因此诉讼时效期间应从给付财产之日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