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合同效力性规定，民法中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是什么意思

来源：整理时间：2023-04-22 15:39:40 编辑：律生活手机版

本文目录一览

1，民法中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是什么意思
2，民法上关于欺诈性合同的效力性规定
3，民法合同效力如何判断
4，民法总则效力待定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有哪些
5，我国合同法中是如何认定其效力的
6，是效力性规范还是管理性规范
7，合同法中哪些条款属于效力性强制性法规哪些属于管理性强制性法规

1，民法中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是什么意思

合同只有在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才会被判定无效。强制性规定包括法律和行政法规；法律指：全国人大制定的行政法规指：国务院直接发布的正式法规区别于：地方制定的；法律中任意性规定；部门规章等，范围相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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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中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是什么意思

2，民法上关于欺诈性合同的效力性规定

民法通则是规定欺诈性民事行为无效！合同法上规定是欺诈性合同是可变更可撤销的！担保法上欺诈性保证合同无效！新法优于旧法，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合同法》这么规定：1、一方以欺诈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合同无效。2、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民法通则是规定欺诈性民事行为无效！合同法上规定是欺诈性合同是可变更可撤销的！担保法上欺诈性保证合同无效！新法优于旧法，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民法上关于欺诈性合同的效力性规定

3，民法合同效力如何判断

因不动产的全的变动必须登记，所以甲相当与已经把房屋的所有权转移于甲，甲4号再把房屋卖给丙，此时甲属于无权处分人，应属不当得利（有点拿不准，要不就构成诈骗），二人的买卖合同应该无效，买卖合同里规定应该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因为丙没有按法律的规定受让不动产的所有权，所以也不构成善意取得。应该可以另行起诉甲刑事附带民事吧个人观点

民法合同效力如何判断

4，民法总则效力待定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有哪些

你好，合同效力待定，是指合同成立以后，因存在不足以认定合同无效的瑕疵，致使合同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合同效力暂不确定，由有追认权的当事人进行补正或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进行撤销，再视具体情况确定合同是否有效。处于此阶段中的合同，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合同效力待定，意味着合同效力既不是有效，也不是无效，而是处于不确定状态。设立这一不确定状态，目的是使当事人有机会补正能够补正的瑕疵，使原本不能生效的合同尽快生效，以实践合同法尽量成就交易、鼓励交易的基本原则。当然，从加速社会财富流转、促使不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尽快确定和稳定的原则出发，合同效力待定的时间不可能很长，效力待定也不可能是合同效力的最后状态。无论如何，效力待定的合同最后要么归于有效，要么归于无效，没有第三种状态。民法通则中已经规定了效力待定的行为(如无权代理)。合同法对此予以了继承和发展，形成了效力待定合同的法律制度。根据合同法第47条、第48条、第51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无权代理订立的合同、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均属效力待定，其法定代理人、被代理人、权利人可依法追认，善意的相对人也可依法撤销(此撤销不同于合同法第54条的撤销）。第54条的撤销是对生效合同的撤销，此处的撤销是对效力待定的合同的撤销)。法定代理人、被代理人、权利人没有依法追认，善意的相对人也没有依法撤销的，合同无效。法律规定当事人为民事行为时要有民事行为能力，进行代理时要有代理权，处分财产时要有权处分，是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障交易安全，维护行为人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但考虑到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违反上述规定的合同一律作无效处理有时不仅不能实现前述目的，反而会徒增当事人和社会的麻烦。合同法设立追认制度有利于在保证交易安全的前提下加速财产流转;规定相对人有权催告、撤销，能使相对人的利益得到平衡。本制度能大幅降低无效合同的发生频率，使法律更好地调整各种纷繁复杂的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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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国合同法中是如何认定其效力的

合同效力，指依法成立受法律保护的合同，对合同当事人产生的必须履行其合同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法律拘束力，即法律效力。1、有效合同。所谓有效合同，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成立并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从目前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都没有对合同有效规定统一的条件。但是我们从现有法律的一些规定还是可以归纳出作为一个有效合同所应具有共同特征。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对"民事法律行为"所规定的条件来看，主要应具有以下条件: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2、无效合同。无效合同"是相对有效合同而言的，它是指合同虽然成立，但因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共利益，因此被确认无效。"并由此而推断其主要特征有:违法性;无效合同的不得履行性;无效合同自始无效;无效合同自然无效，无须当事人主张而可由法院或仲裁机构主动审查。并指出了无效合同由于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应不属于合同的范畴。另外有的学者认为"无效合同是指不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且不能补救，对当事人自始即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应由国家予以取缔的合同。"并据此认为其存在以下三个特征或要件:不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且不能补救;对当事人自始不应发生法律效力;由国家予以取缔。3、效力待定的合同。所谓效力待定的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不完全符合法律有关生效要件的规定，因此其发生效力与否尚未确定，一般须经有权人表示承认或追认才能生效。主要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无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订立的合同，必须经其法定代理人的承认才能生效;二是无权代理人以本人名义订立的合同，必须经过本人追认，才能对本人产生法律拘束力;三是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权利而订立的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合同无效。"4、可撤销的合同。可撤销合同，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由于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者是出于重大误解从而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依照法律的规定可予以撤销的合同。一般认为，可撤销合同的主要原因是:（1)、缔约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这其中包括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等情形。《合同法》第54条对此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2)、合同是否撤销必须由享有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提出主张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才能予以撤销，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一般是不能依职权主动来予以撤销的。这一点似乎更有强调的必要。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法院就不管当事人是否提出这一请求或主张就直接依职权来撤销了合同，实在是有越权之嫌。而且《合同法》第54条第3款还规定: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由此可见，撤销权是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一方的一项权利，该当事人既可以依法主张，当然也可以依法予以放弃，这也充分地体现当事人的意愿。(3)、合同在撤销前应为有效。与合同解除不同，《合同法》第9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也就是说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只要到达了对方即告解除，所以很多学者普遍认为合同的解除权应属形成权。但合同的撤销却在法院或仲裁机构依法作出认定后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所以笔者不同意把合同撤销权当作一种形成权，而是认为其应属于一种请求权，只有享有撤销请求权的当事人主张或行使这一权利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才可对此请求作出判断、认定和处理。

6，是效力性规范还是管理性规范

随着强制性规范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人们又将强制性规定进一步的区分为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那么怎样区分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呢?首先要从二者的概念说起.\x0d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例如《商业银行法》第39条对商业银行贷款应当遵守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规定,即属于管理性的强制规范；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其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其作用在于对违反者加以制裁,以禁遏其行为,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性规范的,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对于如何区分某个强制性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范,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根据最高法院法官的观点,其认为识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可采取正反两个标准：在肯定性识别上,首先的判断标准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如果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导致合同无效,则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比如《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其次,法律、行政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违反该规定如使该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应认定该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如《建筑法》关于保证工程质量的规定；在否定性识别上,首先,从强制性规定的立法目的进行判断,若目的是为了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则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比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4条有关租赁合同应签订书面合同的规定.其次,也可从强制性规定调整对象来判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针对的都是行为内容,而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很多时候单纯限制主体行为资格,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8条有关房地产中介需取得营业执照的规定. 有的学者对区分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持有以下观点：第一,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的,该规定属于效力规定.第二,法律、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但违反该规定以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应当认定为该规范为效力性规范.第三,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违反该规定以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则该规范就不属于效力性规范,而是管理性规范. 上述区分的方法其本质属性是相同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严格区分某一行为侵犯的是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还是当事人个人利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法律对此也没有明确的标准,因此,以上区分法依然没有满足到可以判断所有强制性规范的程度.过去我们一般是从条文使用的某个术语或者词语进行判断,这是不准确的,审判实践中应当注意. 笔者认为, 区别效力性、管理性标准极难,除了运用上述方法外,还应当运用法律目的和诚实信用等法律解释手段,对于具体的强行性规范进行具体分析.具体的界定方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 1、合同违反的禁止规定是针对一方当事人的还是针对双方当事人.禁止单方的规范是作为对该方当事人的“纪律条款”来规定的,不属于效力性规范,违反规定一方应负该法律规范所确定的行政法上责任,另一方当事人则既不需负行政法责任,自然也不应在民事上承担不利后果.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经政府审批,但如未经批准转让的,该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责令出让方缴纳土地出让金,没收违反所得并可处罚款,转让合同效力不受影响. 2、合同违反的禁止规定是禁止的重心是行为手段（或方式）还是禁止合同本身.如不问手段如何,合同行为均为禁止时,则为效力性规范,合同应为无效；但如禁止的仅仅是行为手段或行为方式,依其他手段也发生同一效果时,则为管理性规范,并不因此认为其无效.如《野生动物保护法》二十二条规定,禁止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即为效力性规范,违反禁止规定则买卖合同无效.又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转让房地产不得瞒报或者作不实的申报,其禁止及应受处罚的是瞒报行为,转让合同效力不受影响. 3、合同违反的禁止规定是禁止合同标的还是合同当事人的经营资格.禁止合同标的的为绝对禁止,合同无效；法律规定只能由特定主体从事活动,实际上是对于经营主体的限制,违反这种制度无证经营或超范围经营,并不当然无效,还应当进一步审查法律禁止或限制的目的.如《建筑法》同时规定禁止无资质和超越资质承包工程,但其禁止的程度有所不同.禁止无资质（包括挂靠、借用资质）企业和个人承包工程,属于效力性规范,但对于超资质的规定应当属于管理性的,禁止低资质企业承包高资质工程,实际上是限制性的,因为资质本身是在变化之中,所以,超资质承包合同应当有效,但行政责任并不免除.又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未取得预售许可证开发商不得进行预售活动,其目的是规范商品房预售活动,保护消费者利益,防止不法开发商利用预售合同进行欺诈,并不是为了禁止预售房屋活动.且该规定也是针对开发商单方作出的,故预售商品房应当取得许可证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规范,预售时没有许可证,而事后补办的仍然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此外,区分管理性法律规范和效力性法律规范的重要标准还要看该行为是否具有补正性.从立法目的看,如果该规范是为了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置,而不是为了侧重内容本身,并且其本身结果的出现并非不可容忍,只要行为人在事后补正,并不会造成国家、社会或当事人利益的损失,则此类规范是管理性规定.如果行为本身及其结果自始受到严厉的否定性评价,该行为一旦实施将造成国家、社会或个人利益的不可恢复,则此类规范为效力性规范.虽然行为人在实施某种行为时不具备某种资格,但如果这种资格的设置只是为了行政管理的需要,行为的实施并不必然损害国家、社会或当事人个人利益,且行为人也完全可以在事后弥补自己的过错,那么行为人实施的这种行为应该就是有效的.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 因此,总体来说,人民法院在认定合同无效时,应该坚持审慎态度,如果当事人的行为并不必然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且当事人可以在事后补正自己过错的时候,应该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维护交易稳定的原则出发,认定其行为有效. 总之,对于法律、行政法规,我们要严格分析其是否真正保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适用其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只是为实现其管理职能,就坚决的予以排除.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即鼓励交易,又保护了社会公共利益,才能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随着强制性规范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人们又将强制性规定进一步的区分为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那么怎样区分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呢？首先要从二者的概念说起。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例如《商业银行法》第39条对商业银行贷款应当遵守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规定，即属于管理性的强制规范；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其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其作用在于对违反者加以制裁，以禁遏其行为，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性规范的，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对于如何区分某个强制性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范，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根据最高法院法官的观点，其认为识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可采取正反两个标准：在肯定性识别上，首先的判断标准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如果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导致合同无效，则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比如《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其次，法律、行政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违反该规定如使该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应认定该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如《建筑法》关于保证工程质量的规定；在否定性识别上，首先，从强制性规定的立法目的进行判断，若目的是为了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则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比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4条有关租赁合同应签订书面合同的规定。其次，也可从强制性规定调整对象来判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针对的都是行为内容，而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很多时候单纯限制主体行为资格，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8条有关房地产中介需取得营业执照的规定。有的学者对区分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持有以下观点：第一，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的，该规定属于效力规定。第二，法律、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但违反该规定以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应当认定为该规范为效力性规范。第三，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违反该规定以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则该规范就不属于效力性规范，而是管理性规范。上述区分的方法其本质属性是相同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严格区分某一行为侵犯的是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还是当事人个人利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法律对此也没有明确的标准，因此，以上区分法依然没有满足到可以判断所有强制性规范的程度。过去我们一般是从条文使用的某个术语或者词语进行判断，这是不准确的，审判实践中应当注意。笔者认为, 区别效力性、管理性标准极难，除了运用上述方法外，还应当运用法律目的和诚实信用等法律解释手段，对于具体的强行性规范进行具体分析。具体的界定方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 1、合同违反的禁止规定是针对一方当事人的还是针对双方当事人。禁止单方的规范是作为对该方当事人的“纪律条款”来规定的，不属于效力性规范，违反规定一方应负该法律规范所确定的行政法上责任，另一方当事人则既不需负行政法责任，自然也不应在民事上承担不利后果。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经政府审批，但如未经批准转让的，该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责令出让方缴纳土地出让金，没收违反所得并可处罚款，转让合同效力不受影响。 2、合同违反的禁止规定是禁止的重心是行为手段（或方式）还是禁止合同本身。如不问手段如何，合同行为均为禁止时，则为效力性规范，合同应为无效；但如禁止的仅仅是行为手段或行为方式，依其他手段也发生同一效果时，则为管理性规范，并不因此认为其无效。如《野生动物保护法》二十二条规定，禁止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即为效力性规范，违反禁止规定则买卖合同无效。又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转让房地产不得瞒报或者作不实的申报，其禁止及应受处罚的是瞒报行为，转让合同效力不受影响。 3、合同违反的禁止规定是禁止合同标的还是合同当事人的经营资格。禁止合同标的的为绝对禁止，合同无效；法律规定只能由特定主体从事活动，实际上是对于经营主体的限制，违反这种制度无证经营或超范围经营，并不当然无效，还应当进一步审查法律禁止或限制的目的。如《建筑法》同时规定禁止无资质和超越资质承包工程，但其禁止的程度有所不同。禁止无资质（包括挂靠、借用资质）企业和个人承包工程，属于效力性规范，但对于超资质的规定应当属于管理性的，禁止低资质企业承包高资质工程，实际上是限制性的，因为资质本身是在变化之中，所以，超资质承包合同应当有效，但行政责任并不免除。又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未取得预售许可证开发商不得进行预售活动，其目的是规范商品房预售活动，保护消费者利益，防止不法开发商利用预售合同进行欺诈，并不是为了禁止预售房屋活动。且该规定也是针对开发商单方作出的，故预售商品房应当取得许可证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规范，预售时没有许可证，而事后补办的仍然应当认定合同有效。此外，区分管理性法律规范和效力性法律规范的重要标准还要看该行为是否具有补正性。从立法目的看，如果该规范是为了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置，而不是为了侧重内容本身，并且其本身结果的出现并非不可容忍，只要行为人在事后补正，并不会造成国家、社会或当事人利益的损失，则此类规范是管理性规定。如果行为本身及其结果自始受到严厉的否定性评价，该行为一旦实施将造成国家、社会或个人利益的不可恢复，则此类规范为效力性规范。虽然行为人在实施某种行为时不具备某种资格，但如果这种资格的设置只是为了行政管理的需要，行为的实施并不必然损害国家、社会或当事人个人利益，且行为人也完全可以在事后弥补自己的过错，那么行为人实施的这种行为应该就是有效的。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因此，总体来说，人民法院在认定合同无效时，应该坚持审慎态度，如果当事人的行为并不必然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且当事人可以在事后补正自己过错的时候，应该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维护交易稳定的原则出发，认定其行为有效。总之,对于法律、行政法规，我们要严格分析其是否真正保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适用其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只是为实现其管理职能，就坚决的予以排除。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即鼓励交易，又保护了社会公共利益，才能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第1页共1页

7，合同法中哪些条款属于效力性强制性法规哪些属于管理性强制性法规

决定合同效力的，也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中的效力性条款将导致合同无效，这里强制性规定中的效力性条款并不在《合同法》中。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的效力辽宁开智律师事务所那伟张丽荣实践中，合同纠纷经常出现当事人以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由主张无效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确属无效合同，那么，如何适用该条确定合同的效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是否应一概无效呢？因大量的强制性规定存在于各法律、行政法规中，绝对化的适用该条，不仅将导致大量不应无效的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且因以该条主张合同无效的当事人中，其中不乏以获取不当利益为目的恶意主张，如此也将导致恶意主张人获取了不当利益，不利于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和交易的稳定安全。什么样的规定才属于“强制性规定”、当事人恶意主张无效能否支持，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适用违反强制性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应当慎重，具体从违反的强制性规定必须是强行性规定中的效力性规定、当事人主张无效主观上不能具有恶意两方面进行衡量后，再作出认定。现就此观点阐述如下：一、必须是违反了强行性规定中的效力性规定，才会导致合同无效。（一）合同违反禁止性规定中的取缔性规定是相对无效，只有违反效力性规定才绝对无效。强行性规定包括强制性规定与禁止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是法律和行政法规要求人们必须为某种行为；禁止性规定则是法律和行政法规要求不得为某种行为。其中禁止性规定又分为效力性规定和取缔性规定。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或者是法律及行政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规定后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违反效力性规定的合同，是绝对无效的合同。取缔性规定又称管理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违反此类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也并不损害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的规范。违反该规范的，并不当然导致合同绝对无效，只有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才能无效。（二）禁止性规定中效力性规定与取缔性规定的区分对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其是效力规定还是取缔规定，应当探求其目的而定，即“非使违法行为之法律行为为无效，不能达其立法目的者，为效力规定；而仅在防止法律行为事实上之行为者，为取缔规定。二者的具体区分标准是：其一看法律规范的内容。如规范中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的，该规范属于效力性规范。其二看合同违反的禁止性规定是针对一方当事人还是针对双方当事人。如针对一方当事人的，则不属于效力性规定。因为禁止规范是作为对该方当事人的“约束条款”来规定，只有违反方才应负该规范所确定的行政责任，另一方不需负行政责任，既然不需负行政责任，自然也就不应在民事上承担不利后果。其三看合同规范所禁止的对象。如果规范所禁止的对象是行为效果，则是效力性规定；如规范所禁止的对象不是行为效果，只是行为手段或行为方式，或者禁止的是行为的外部条件如经营资格、经营时间、经营地点等，而允许有资格经营者或允许依其他手段、方式或时间、地点作出行为的，因此时规范本已不在于禁止行为效果的发生，而在于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这类规范是管理性规范。其四看规范所禁止的目的和违反规范的后果。如规范的禁止目的是保护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且违反该规范必然导致直接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后果的，该规范属于效力性规范；如果该规范虽也有保护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但违反该规范只会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不当然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该规范属于管理性规范。二、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主观上存在恶意的，合同不应认定无效。（一）恶意主张合同无效的涵义恶意主张合同无效是指当事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为了获取诉讼利益、逃避违约责任、减少损害等目的，在诉讼中主张合同无效的行为。恶意主张包括两种情形，其一是恶意起诉无效合同，指不愿继续履行合同的一方以订立合同时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故意提起合同无效之诉以达到恢复原状、减少合同继续履行将导致的更大损失之目的。其二是恶意抗辩，则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以所争执合同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为抗辩理由，以达到减少损失、谋取诉讼利益之目的。（二）恶意主张合同无效不应支持的理由。首先，恶意主张合同无效不符合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基本原则，是民法原则中的帝王条款，该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应诚实，守信用，善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对该原则的遵守同时也体现了民事主体基本的商业道德，而恶意主张通常都表现为一方在原先签约基础与事实发生变化后，因合同的履行对其不利，就公然承认自己违法，以此来主张合同无效，并希望通过合同无效逃避合同义务，其行为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对于此类行为予以支持，无异于鼓励不诚信，将促使人们在因市场行情变化而使履行合同带来的不利利益大于因承担合同无效责任而丧失的利益时，选择后者，即以合同无效为借口而逃避合同的义务，此举必然会助长市场经济活动中不讲信誉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置他人利益于不顾的现象，给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其次，支持恶意主张违背了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合同立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以诚信和公平原则为主要内涵的社会公共利益，提倡社会公共道德。确认合同无效是国家对民事主体所从事的民事活动进行的干预，目的是防止、制裁违法行为。设立无效合同制度，不仅要维护国家的强制性法律规范的实施，而且还必须体现社会公共利益中的诚信和公平愿望。而在恶意抗辩情形下，违法行为人主动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希望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使其获得某种不正当的利益，以致从根本上违背了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如果恶意抗辩得到支持，善意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将得不到支持，相反违法行为人不仅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还将获得某种不正当的利益。因此，恶意主张不应支持。　　再者，恶意主张是恶意规避法律的行为。无效合同恶意主张因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破坏了合同秩序，是一种恶意规避法律的行为。一方在从事某种违法行为之后，可以根据履行的结果选择合同的效力，合同履行的结果对自己不利便主张合同无效，合同履行的结果对自己有利则认为合同有效，此举如果能够得到支持，则将会起到纵容不法行为人从事违法行为的后果。也就是说，违法行为人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从而使合同无效制度成为其追求某种不正当甚至违法利益的手段。如果支持恶意主张，实际上就是肯定当事人可以通过违法行为获利，是对相对人信赖合同有效成立的重大打击，将会纵容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行为，相对人也将丧失对正常交易的起码信赖。在我们的社会活动中，如果恶意主张一方的诉求一概得到法律的支持，那么，这种损害诚信和公平社会原则的立法和司法是不可能实现鼓励和稳定交易理想的法律效果的，而且也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三）主观恶意的认定 1、主观上是故意，即由于恶意主张人明知其主张行为可能导致合同无效，而积极主张合同，并希望该结果的发生。　　2、合同无效事由发生之前，主张人就对合同无效存在故意的情形才能构成恶意抗辩。对于该故意产生在合同无效事由已经发生之后(包括因过失导致合同无效后转变为希望合同无效的)，不应认定为恶意抗辩，只能认定为合同无效的一般情形。因为这种情况下合同无效事由发生之时抗辩人并不希望合同无效，仍有意于合同的有效及履行(包括对合同无效事由存在过失的情形)。 3、主张人明知合同无效导致合同相对方利益受到较大损失。如果合同无效相对人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失或只有轻微的损失，只需认定合同无效，而没有认定恶意主张的必要。综上，对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合同作出限缩规定，不仅将充分鼓励交易并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使无效合同范围大大缩小，而且也可以遏制恶意主张行为，保证交易安全和促进诚信原则，进而保护了市场秩序和善意相对人的利益。

决定合同效力的，也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中的效力性条款将导致合同无效，这里强制性规定中的效力性条款并不在《合同法》中。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的效力实践中，合同纠纷经常出现当事人以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由主张无效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确属无效合同，那么，如何适用该条确定合同的效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是否应一概无效呢？因大量的强制性规定存在于各法律、行政法规中，绝对化的适用该条，不仅将导致大量不应无效的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且因以该条主张合同无效的当事人中，其中不乏以获取不当利益为目的恶意主张，如此也将导致恶意主张人获取了不当利益，不利于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和交易的稳定安全。什么样的规定才属于“强制性规定”、当事人恶意主张无效能否支持，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适用违反强制性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应当慎重，具体从违反的强制性规定必须是强行性规定中的效力性规定、当事人主张无效主观上不能具有恶意两方面进行衡量后，再作出认定。现就此观点阐述如下：一、必须是违反了强行性规定中的效力性规定，才会导致合同无效。（一）合同违反禁止性规定中的取缔性规定是相对无效，只有违反效力性规定才绝对无效。强行性规定包括强制性规定与禁止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是法律和行政法规要求人们必须为某种行为；禁止性规定则是法律和行政法规要求不得为某种行为。其中禁止性规定又分为效力性规定和取缔性规定。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或者是法律及行政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规定后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违反效力性规定的合同，是绝对无效的合同。取缔性规定又称管理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违反此类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也并不损害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的规范。违反该规范的，并不当然导致合同绝对无效，只有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才能无效。（二）禁止性规定中效力性规定与取缔性规定的区分对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其是效力规定还是取缔规定，应当探求其目的而定，即“非使违法行为之法律行为为无效，不能达其立法目的者，为效力规定；而仅在防止法律行为事实上之行为者，为取缔规定。二者的具体区分标准是：其一看法律规范的内容。如规范中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的，该规范属于效力性规范。其二看合同违反的禁止性规定是针对一方当事人还是针对双方当事人。如针对一方当事人的，则不属于效力性规定。因为禁止规范是作为对该方当事人的“约束条款”来规定，只有违反方才应负该规范所确定的行政责任，另一方不需负行政责任，既然不需负行政责任，自然也就不应在民事上承担不利后果。其三看合同规范所禁止的对象。如果规范所禁止的对象是行为效果，则是效力性规定；如规范所禁止的对象不是行为效果，只是行为手段或行为方式，或者禁止的是行为的外部条件如经营资格、经营时间、经营地点等，而允许有资格经营者或允许依其他手段、方式或时间、地点作出行为的，因此时规范本已不在于禁止行为效果的发生，而在于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这类规范是管理性规范。其四看规范所禁止的目的和违反规范的后果。如规范的禁止目的是保护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且违反该规范必然导致直接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后果的，该规范属于效力性规范；如果该规范虽也有保护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但违反该规范只会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不当然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该规范属于管理性规范。二、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主观上存在恶意的，合同不应认定无效。（一）恶意主张合同无效的涵义恶意主张合同无效是指当事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为了获取诉讼利益、逃避违约责任、减少损害等目的，在诉讼中主张合同无效的行为。恶意主张包括两种情形，其一是恶意起诉无效合同，指不愿继续履行合同的一方以订立合同时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故意提起合同无效之诉以达到恢复原状、减少合同继续履行将导致的更大损失之目的。其二是恶意抗辩，则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以所争执合同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为抗辩理由，以达到减少损失、谋取诉讼利益之目的。（二）恶意主张合同无效不应支持的理由。首先，恶意主张合同无效不符合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基本原则，是民法原则中的帝王条款，该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应诚实，守信用，善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对该原则的遵守同时也体现了民事主体基本的商业道德，而恶意主张通常都表现为一方在原先签约基础与事实发生变化后，因合同的履行对其不利，就公然承认自己违法，以此来主张合同无效，并希望通过合同无效逃避合同义务，其行为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对于此类行为予以支持，无异于鼓励不诚信，将促使人们在因市场行情变化而使履行合同带来的不利利益大于因承担合同无效责任而丧失的利益时，选择后者，即以合同无效为借口而逃避合同的义务，此举必然会助长市场经济活动中不讲信誉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置他人利益于不顾的现象，给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其次，支持恶意主张违背了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合同立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以诚信和公平原则为主要内涵的社会公共利益，提倡社会公共道德。确认合同无效是国家对民事主体所从事的民事活动进行的干预，目的是防止、制裁违法行为。设立无效合同制度，不仅要维护国家的强制性法律规范的实施，而且还必须体现社会公共利益中的诚信和公平愿望。而在恶意抗辩情形下，违法行为人主动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希望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使其获得某种不正当的利益，以致从根本上违背了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如果恶意抗辩得到支持，善意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将得不到支持，相反违法行为人不仅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还将获得某种不正当的利益。因此，恶意主张不应支持。　　再者，恶意主张是恶意规避法律的行为。无效合同恶意主张因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破坏了合同秩序，是一种恶意规避法律的行为。一方在从事某种违法行为之后，可以根据履行的结果选择合同的效力，合同履行的结果对自己不利便主张合同无效，合同履行的结果对自己有利则认为合同有效，此举如果能够得到支持，则将会起到纵容不法行为人从事违法行为的后果。也就是说，违法行为人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从而使合同无效制度成为其追求某种不正当甚至违法利益的手段。如果支持恶意主张，实际上就是肯定当事人可以通过违法行为获利，是对相对人信赖合同有效成立的重大打击，将会纵容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行为，相对人也将丧失对正常交易的起码信赖。在我们的社会活动中，如果恶意主张一方的诉求一概得到法律的支持，那么，这种损害诚信和公平社会原则的立法和司法是不可能实现鼓励和稳定交易理想的法律效果的，而且也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三）主观恶意的认定 1、主观上是故意，即由于恶意主张人明知其主张行为可能导致合同无效，而积极主张合同，并希望该结果的发生。　　2、合同无效事由发生之前，主张人就对合同无效存在故意的情形才能构成恶意抗辩。对于该故意产生在合同无效事由已经发生之后(包括因过失导致合同无效后转变为希望合同无效的)，不应认定为恶意抗辩，只能认定为合同无效的一般情形。因为这种情况下合同无效事由发生之时抗辩人并不希望合同无效，仍有意于合同的有效及履行(包括对合同无效事由存在过失的情形)。 3、主张人明知合同无效导致合同相对方利益受到较大损失。如果合同无效相对人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失或只有轻微的损失，只需认定合同无效，而没有认定恶意主张的必要。综上，对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合同作出限缩规定，不仅将充分鼓励交易并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使无效合同范围大大缩小，而且也可以遏制恶意主张行为，保证交易安全和促进诚信原则，进而保护了市场秩序和善意相对人的利益。